京都商城(1944年北平琉璃厂的旧书铺是怎样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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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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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京都商城,1944年北平琉璃厂的旧书铺是怎样做生意?
典型的中国书店——文奎堂(《北支》1939年第11期)
农耕民族的忍耐力、信用力,是农耕文明延续的基石之一——从与北平旧书店的店员交往点滴经验中,日本学者可以提炼出如此宏大的理论,这样的升华,首先取决于异国学者将这些出身低下的“坊友”视为中国的象征,视作有价值的田野研究对象。
民国时期北京旧书业曾经屹立着双雄——来薰阁、文奎堂。琉璃厂的来薰阁主人陈杭(字济川)从1931年起担任北平书业同业公会的会长,与胡适、郑振铎等名人交好,以他为主角的文章,计有黄裳《琉璃厂故事》、吉川幸次郎《来薰阁琴书店》、徐雁《一代坊贾陈济川》等十余篇。相比之下,陈济川拜师的隆福寺老店——文奎堂,不仅从未有一篇文章述其历史,张寿彭、赵殿成这样频繁出现在日本学人笔下的掌柜名字,亦从未见诸中国学者的笔端。
文奎堂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开设,店主王云瑞“当年资本甚微,逾年,即大发迹,今则内外城书肆以文奎为冠矣”(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1930年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游燕所见,来薰阁尚未崛起,文奎堂则地位稳健,“文奎堂在隆福寺路南路北都有铺面,和琉璃厂的文友堂并称北平两大书肆,四部书籍无所不备,尤其是有很多满文、蒙文的书”(《中华民国书林一瞥》)。文奎堂曾经是北平藏书最为丰富的旧书店,大藏书家傅增湘的《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与《藏园群书经眼录》二书所记即有24种古本珍籍,或是“收/得于文奎堂”,或是“文奎堂送阅”“见于文奎堂”。这些中国旧式书目记述所旁及的文奎堂,只具有“版本学意义”,文奎堂始终面目模糊——它的经营者是谁?经营状况如何?坊友与文人学者之间有着怎样的交往?这些历史细节,恰恰只有在日本学人的中国访书记中,才能渐次浮出历史的水面。
店大欺客与宾至如归
民国时期北京旧书业的竞争异常激烈,1928—1932年每年到北京访书的长泽规矩也说,“有些店面一年间的盛衰状况令人惊诧,有些店面一年间就销声匿迹了”(长泽规矩也《收书遍历十一》)。民国时期的隆福寺街上曾经共存30多家书店,只有文奎堂一家,从光绪年间至1958年公私合营一直屹立不倒。文奎堂保持长久竞争力的秘诀之一是牢牢抓住日本买卖。
“北京现在穷极,尝询书店近日买卖如何,据云有些日本买卖可做云云。然则北京书行买卖,现在亦靠几个日本人支持也,可哀已。”(《陈垣来往书信集》)辅仁大学校长陈垣1926年11月8日写给胡适的信函如此总结当时的北京书市。相对于中国客人的赊账习惯,日本顾客在旧书买卖时不太拖欠付款,可能是导致书店“靠几个日本人支持”的首要原因。民国旧书业习惯是五月五日、八月十五日和年终的“三节”结算,平时允许客人长期赊账,这种经营模式带来的后果就是,旧账多,回本慢,资金周转不畅,导致死账越来越多,直至压垮书店的生意。但是日本学人到书店购书都是现金结账,长泽规矩也认为,“经营者重视外国顾客,大概是看重外国客人确定无疑的支付能力这一点”(《中华民国书林一瞥》)。
1930年代文奎堂寄给东京文理科大学汉文研究室的信封
张中行1930年代在北京大学上学,常到隆福寺一带溜达,“印象深的只有三家,两家大,一是路北的文奎堂,一是路南的修绠堂,书多,气派大,也许由于店大欺客吧,连是否从那里买过书也不记得了”(《负暄续话·隆福寺》)。这正如当代那些国际奢侈品名店在买不起他家牌子的顾客眼里可能是“店大欺客”,而对于目标顾客群来说,这些大店给主顾带来的可是“宾至如归”的贵客享受。1920—1940年代到北京游历的日本客人往往出手大方,文奎堂自然对他们更加地躬出揖入,一味周旋。于是在日本学人的燕京访书记中,频繁地看到文奎堂店员殷勤迎送的身影。
1919年留学北京的那波利贞,“进到最可体味隆福寺书肆空气的文奎堂之内,在微暗的书室里,啜饮一碗香茗,听伙计说,常常有日本学者来访”(《燕吴载笔》,京都同文馆1925年版)。仓石武四郎在1928—1930年留学北平,在《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中,来薰阁出现28次,文奎堂则有24次。当时受京都大学和东方文化学院的委托,仓石在文奎堂购买了大量书籍,今天这两个机构还藏有文奎堂开出的收据。作为仓石个人收藏史的得意藏品——《红楼梦》程乙本(现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特别贵重书),便是从文奎堂购入的。1930年6月6日,文奎堂为即将归国的仓石饯行,设宴民国八大楼之首的东兴楼饭庄。仓石日记中,在京城最豪华的东兴楼吃饭只有这一次。6月14日,仓石离燕时,前来送行的朋友,除了熟识的学者,“并陈(济川)、赵(殿成)、刘三书友也”。这里提到的赵殿成,就是吉川幸次郎《琉璃厂后记》里那位“年轻文雅的掌柜赵君”。
战后担任庆应大学教授的奧野信太郎,1936—1938年在北平留学之时,受到文奎堂热情接待:“文奎堂其中的一位掌柜名叫张寿彭,河北交河人,是北平书店里最能够抓住日本人的商贾。张掌柜就像拿着善本好书来钓鱼的渔夫,能够时不时拿出一些客人最希望得到的书籍,这样不知不觉就和你结成了长久的关系。我喜欢到文奎堂去坐一坐,就算不买书,只是看到这里那里散落的善本,就已经知足了。”(《北京襍记》,二见书房,1944年)
由日本学人的访燕记录之中可见,1937年北平沦陷之后,文奎堂的生意似未受到大影响。薄井恭一在1941年春天抵平,见到文奎堂和来薰阁的店面各有十几间房子,藏书之多,可称为北京的双雄。他惊叹道,全东京的汉籍书店全部藏书加起来,都不如双雄中的一家多。“文奎堂老板王氏的儿子王文华还很年轻,好几次骑单车到5分钟车程的住所给我送书。经理赵君,为人开朗。”(《访燕襍记》,《中国文学月报》第75号)
1939年华北交通公司拍摄的文奎堂照片
发给日本学者的催债信
早在光绪末年,文奎堂与日本书店就有了生意来往,1905年之后频繁到北京搜求善本珍籍的东京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其与书肆交易最密者,琉璃厂文友堂、隆福寺文奎堂”(孙殿起《琉璃厂小志》)。琉璃厂的文友堂到处搜求《永乐大典》,以每册现金一百银元的价格卖给田中庆太郎,因而激起了文化界的公愤。文奎堂与文求堂在中国的生意往来,几无文献可稽,相对文友堂来说,文奎堂的日本生意往来较为低调。作为交换,文求堂帮助文奎堂在日本寻找古书买家、通过邮购的方式向文奎堂购书,这方面的记载仍存有不少。田中庆太郎的女婿、金泽大学教授增井经夫,专门写有一篇《文奎堂的来信》(收入《線香の火》,研文社1987年版)记录两家书店的业务往来。1954年3月,文求堂歇业之前的专场拍卖会上,就出现多封来自文奎堂的信件。“在红框的长方形账本之上,列着数十个日本学者的名字,旁边仔细地标注他们所买的书名和价格。”
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古城 贞 吉(1866—1949),常 年 通过东京文求堂向文奎堂邮购书籍。在1986年东方学会组织的座谈会上,其后人出示了不少文奎堂、来薰阁的售书来信,其中有一封是文奎堂寄给古城贞吉的邮购书籍收据,共193.3日元。这在1930年代是相当大额的古书订单了。
文奎堂得以开拓跨国邮购业务,得益于1923年1月1日起实施的 《中日互换邮件协定》。按照协定,中日两国互寄邮件彼此都按国内资例收费。1936年发行的《来薰阁书目》详载:“国内及日本寄书邮费,册数约在十册以下者,二角三分,多还少补,款项可由邮局或银行汇下。”中国的邮费本来就较日本低廉,按照中国邮费标准来收取寄日本邮费,十分有利于来薰阁、文奎堂这类常年拥有大宗日本邮购业务的书店。
跨国的书籍邮购交易,存在着买方不能及时还款的大风险。增井经夫回忆:“有一年,我到文求堂去,文求堂主人说,‘北京的文奎堂来信了呢,说日本的学者老师们长年以来光临北京的鄙店,积压了相当多的赊账,现特来信催促。如能成功催款,我们将向贵店奉上一半的款项作为回报。信上附了不少人的名字呢,不过上面没有你的名字,安心吧!’”
借助文求堂主人的威望在日本催款,这一建议出于中日两家书店之间长期以来建立的良好关系。不过,对此提议,文求堂主人并未配合,文奎堂只好逐一给日本学者写信催促。增井评论道:“信里提到那些日本的先生们,一边厌烦着文奎堂强行推销的经商方式,回过头来又赖人家的账,不难想象这其中的滑稽吧。”(《文奎堂的来信》)
《文奎堂书庄目录》,由东京的文会堂书房代售
跨国运书的大能量
跨国邮购业务蓬勃开展的前提是拥有相应的跨国书籍运输能力。仓石武四郎在1930年4月至6月之间,将留学两年之内所购书籍分为9批邮寄回日本,每一批均是文奎堂掌柜赵殿成带着伙计到仓石的宿舍打包、拉书,每批寄书包数均为三位数。6月13日,“文奎堂来取书,九次而成。赵君之功,可铭录也”(《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次年4月,吉川幸次郎回国,也是赵殿成帮他把所有书籍打包成300多个邮政包裹邮寄到日本。
在中日书籍运输史上,有一桩文奎堂充当主角的往事值得特别一提,那就是现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人文研”)的“中江文库”藏书从北平运到日本的曲折过程。日本著名哲学家中江兆民先生的儿子、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江丑吉,旅居北京30年,1942年8月去世。遵照中江氏的遗嘱,其北京寓所的6000多册汉籍、800册洋书,捐给京都大学人文研。时任华北农村惯行调查员的内田智雄,被师友推举负责此事。
1944年初,日军为了军事调配,严格限制民间的大批货物输送,京都大学通过日本大使馆联系日伪政府开办的华北交通公司,被严辞拒绝,称无法从北平运出大批书籍。在官方、军方那里碰壁之后,通盘考虑经济性、快捷性、安全性,内田智雄最后只能动用和文奎堂掌柜张寿彭的私人关系,全部由文奎堂负责。
从日军严控下的北平抢运出总重量3520斤、近7000册书籍,平安抵达京都,这在1944年的中国,得是多么大的能量。内田智雄在1965年专门撰文《关于中江文库搬入一事》(《同志社法学》16卷第6号),详述此番惊险。由于中日两国尚未恢复邦交,出于保护对方的考虑,内田把张寿彭的名字全部写为“张寿凤”(注:日语“彭”“凤”同音),他说,“尤其应该特笔的是文奎堂的张寿风,希望将此文遥送给张氏以表谢意”。
邮寄小包需要把书包装在函套里,外面再层层捆扎。内田寻遍北平的所有日本商店,一时间找不齐这么多的纸箱、绳子,好在张寿彭拍板,启用文奎堂所有的库存,又在3个月之内赶制340个纸箱(按一个14元收费)。京都大学坚持全部收到书籍之后再统一结账,而且3月中旬当这批书已经邮寄到一半的时候,内田智雄给京都打电话,得到的回复是,大藏省尚未批准中江藏书的输送费,批准时间未定。1944年春天,北平物价上涨速度惊人,几乎是一天一个价,两个半月的运输期间,纸箱、人工费已经上涨了近一倍,而京都方面打的一万元预算却还是按照1944年1月的物价基数。
天天坐立不安的内田智雄向张寿彭诉说此中难处,张氏安慰他:“文奎堂的存货是以前价格还比较便宜的时候存下来的,你就按原价付款行了。”内田1940年6月才来华工作,两人认识不到4年时间,而且张只是文奎堂的掌柜之一,还不是店主,却如此大方快诺。1965年内田智雄写道:“当时听到这句承诺时的感动与感激,就算过了二十一年,现在仍然无法忘却。由此不仅看到张寿凤安抚我的苦衷与体贴,更显现了中国人重然诺、守信义的普遍心性。”
截至1944年4月底,3个月之间,文奎堂共向京都挂号邮寄了1700个小包,每个含邮费共3.4元,共花去5780元,再加上纸箱等原料及包装费,京都大学最后向文奎堂支付10540元。木村英一《关于中江文库的报告》提到文奎堂的“义侠之举”,“输送的状态虽然受到很多限制,经文奎堂之手,一册书未损,安全到达京都”(《中江丑吉という人:その生活と思想と学問》,大和书房,1979年版)。
在文奎堂读懂中国
内田智雄自1944年之后未再踏足中国,1956年他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遇到同在北京留学的福井康顺(早稻田大学教授)、江上波夫(东京大学教授),二人皆受过张寿彭恩惠。说起当年张掌柜的种种义行,三人约定,在日本的报纸杂志上撰文称扬张氏。江上波夫直至1985年出版《江上波夫著作集》,才在第七卷的自序《农耕民族不死论》一文中兑现这次约定。以提出“骑马民族征服说”而闻名的江上波夫自称,他之所以执着于比较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强调“农耕民族不死论”,直接来自他的留学经历。
1930年整一年,厂寺各大旧书肆的伙计每天用包袱布裹着各种古书,络绎不绝地送到江上波夫的宿舍供其选购,从不催促付款。其中有个掌柜说了一句“奇妙的话”:“像您这样还很年轻的人就这么读中国古书做研究,将来一定有大出息。所以付书款的话,十年、二十年之后也可以。”江上初以为对方说的是恭维话,没有放在心上,偶尔跟北京大学的钱稻孙说起,钱氏说,有的人前不久才将祖父在古书铺欠下的书款还清了,所以掌柜说那样的话,也不出奇。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汇率急变,日元暴落,江上的留学补助也到期了,必须回日本。这时他宿舍那些尚未结算的书籍堆积如山,手头的日元换算成中国元,已经完全无法支付书款。他和最常打交道的文奎堂“大人物”张寿彭商量,对方如此回答:“鄙店介绍的小书铺的书,建议您先结算和提货。只是鄙店的话,等汇率对您来说好转的时候再付款也可以。我们之间不存在十年、二十年的付款期限。”最后不仅小的店允许优惠结算,两家大店的书也全部包装好,邮寄到江上的日本家中。
有了以上经历,江上波夫认识到,中国人对于“民族不死/永生”的观念是生而有之的,不会因为国家的暂时灭亡而被扑灭。农耕民族的忍耐力、信用力,是农耕文明对抗野蛮暴力侵扰的基石之一。
从与旧书店的店员交往点滴经验中,日本学者可以提炼出如此宏大的理论,这样的升华,首先取决于异国学者将这些出身低下的“坊友”视为中国的象征,视作有价值的田野研究对象。
文奎堂的老店主王云瑞是河北束鹿人,他的十八弟子多数来自河北南宫、束鹿、冀县等地的穷苦人家。这是民国北京旧书业的一大特色,从业者大都是来自河北乡下的农民子弟,被称为“河北帮”。1940年到1943年,内田智雄在河北栾城县、昌黎县以及京津沿线铁路做“惯行调查”,他关注农村的“冥婚风俗”,于是带着问卷,问遍了北平旧书店的河北人,得到不少鲜活资料,尤其是“文奎堂的张寿彭氏跟我透露一些他的家乡交河县的冥婚风俗”(内田智雄《冥婚考》,《支那学》第11卷第3号)。
另外还有一个从未被中国学界提到的例子:吉川幸次郎留学北京住的宿舍是一个姓唐的官员家宅的一部分。唐先生虽然只是中等官员,豪宅的阔绰以及日常生活的奢侈,让吉川怀疑这只是表象的中国。文奎堂掌柜赵殿成向吉川详细讲述家乡河北南宫县、冀县农村闹灾荒的情景,那时候只能吃柳树叶做的团子,要是叶子都吃完,只好吃土。吉川被赵殿成讲述的中国农民现状所震撼,改变了之前只是从古书中、从文人交往中所了解的中国印象。1949年8月,吉川在著名知识分子杂志《世界》发表《两个中国——中国的都市与农村》。此文是岩波书店主办的 “如何看待中国的现状”笔谈系列,代表着战后的中国研究者对中国的重新审视。吉川幸次郎说,如果没有文奎堂的赵殿成等等来自中国农村的底层人,他永远无法接触另一个中国。
追求利润是私营旧书业开展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在民国旧书业的激烈竞争之中,文奎堂的日本生意并非独门生意,然而却在日本文献中留下了比其他几家旧书肆更为深刻的足迹。王钟翰《北京书肆记》概括民国旧书业的风气,“重行规、尚义气,目能鉴别,心有轻重”。文奎堂的第一代主人王云瑞“以信义为人重”,颇被士林嘉许,他之后的文奎堂各大掌柜及店伙,在日本学人的记叙中亦多有“信义”之举。然而这种对于敌国的“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意味着对本国的“不义”。1936年在琉璃厂通学斋当学徒的雷梦水,后来曾有一句评价:“旧社会书商重利不重义,专门为外国服务的书商更可耻。”(《书林琐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2. 你有没有在街上被小偷光顾的经历?
有过呀,多年前的事情了。大约是5年前的夏天,我上街买餐具,在商店,我相中了几个异型盘子。当我捧着宝贝去收银台付款时,一摸口袋,钱包不见了。
我努力回忆,想起自己在挑选餐具时,有一个年轻人走过来,挨着我身边拿架子上的大碗,当时我没感觉到不正常呀。
我马上报警,警察叔叔很快赶来了,马上调监控观看,很快,这个年轻人映入我的眼里。“就是他,就是这个人!”我对警察说。
继续回放,本来就是站在远处,装模作样挑选东西的年轻人,看到我在专心挑选盘子时,慢慢走过来,还左右前后张望。
他来到我身边,从裤腰处掏出一把长长的镊子,左手伸上货架,装作取大碗,右手拿镊子夹出我的钱包。动作之轻柔熟练,我竟然不知道,完全没感觉。
警察叔叔把这段证据拷贝保存,和我做了笔录,表示会尽快破案。你还别说,他们的办案效率就是高,经过蹲守,几天后将年轻人抓住了。
我作为证人,跟着警察叔叔,押着年轻人指认案发现场。望着这张年轻的脸,我心里无限感慨,后生人干啥不好,偏偏要做小偷,行正道自食其力很难吗?
近两年,天网工程全部完成,加上手机支付盛行,小偷不见了,抢包者更加是消失无踪。这得益于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搞好社会治安。现在就算是凌晨两点,单身美女也敢走偏僻的小巷子,从来没有发生过偷抢案件。
去年夏天,我去医院打第三针疫苗,由于人多,大家排着长队。在维持秩序的志愿者当中,我发现了一张似曾相识的脸。
他见我一直盯着他,主动走近,不好意思地说:我就是当年的“三只手”,在警察叔叔的帮扶下,我在社区当了网格员,有了稳定的收入,已经改邪归正。这不,现在抽调到医院帮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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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きもの宮川徳三郎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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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本东京大阪京都的百货超市哪个最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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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点进去还将可以看到解方程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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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可以绘制这个方程的函数图像,真是无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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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你见过哪些比较离奇复杂的真实案例?
《今日说法》是中国一档家喻户晓的法制节目。播出二十年来,在为我们传输无数法律知识的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无数令人匪夷所思的离奇案件。
下面要说的这个案子,案情曲折程度绝对超过大多数人的想象。办案警察甚至向记者表示:自己做了一辈子刑警,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会碰上一起这么复杂的案件。
2010年7月13日,山东省商河县孙集乡的一口枯井中发现了一具高度腐烂的全裸男尸。死者年龄介于30-40岁之间,身高183cm,体重90kg,死亡时间在3个月以上,一年以内,也就是2009年12月底到2010年1月28日这段时间。死者是由于头部遭到钝器重击而死,警方推测凶器是钝器一类,这里也不是第一现场,而是凶手杀死死者后,将其衣物脱光后,抛尸废井之中的。
现在是一块废弃农田,平时很少有人涉足,更不存在什么目击者。现场除了发现了凶手遗留人的一把斧子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线索。
狡猾的凶手虽然在现场遗留了一把斧子,但上面既没有血迹,更没有指纹。但是,细心的警察还是通过这把斧子,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并为凶手初步画了像。
警方认为,凶手是一位身强力壮的30-40岁壮年男性,熟悉周边情况,极有可能是本地人,或者至少曾在本地长往过。作案用的这把斧子,是本地人常用的式样,但这把斧子在手把与斧头的连接处,凶手为了加固,加装了两块金属片。
警方通过细致的走访,终于找到了这把斧子的来源。这种斧子在当地总共只卖出13把,而且都是操本地口音的人买的。虽然无法确定这13人到底是谁,但说明警方之前的判断是正确的:凶手极有可能是本地人,且做案时间就集中在2009年12月底到2010年1月28日这段时间。
调查尸源的工作也遇到了困难。警方对近期当地的失踪人口进行了梳理,并进行了DNA比对,但这些人都不是死者。警方扩大调查范围,在全国失踪人口数据库中进行比对,也没有任何发现。
东方不亮西方亮,警方得到一条重要的线索,有个名叫王希元的村民,前段时间把刚买回来不到半年的汽车全部重新喷漆,而交警那边确并没有王希元出交通事故的纪录。细心的警方注意到了这一反常的行为,于是秘密的对王希元的这辆红色桑塔纳汽车进行了检查,结果在车的后备箱发现了微量的血渍。警方将这血渍提取后进行比对,发现正是那位被害者的。
王希元有重大作案嫌疑!案件似乎看到了曙光。但是,这时的王希元却突然失踪了。莫非他察觉到了什么?
警方立即调取了王希元的通话记录,发现在做案时间段内,有两个天津电话的电话号码与王希元通信相当频繁。但1月24号之后,这两个号码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警方通过电话号码,很快查到其中的一名机主名叫韩本立,与家人已失联半年多,现在不知道在哪里。警方提取韩本立家人的DNA与死者比对,终于确定了死者就是韩本立。
据韩本立的家人反映,韩本立并不是一个人外出打工的,与他一起出去的,还有一个叫韩宝山的人。而这个韩宝山,正是另一个神秘电话号码的登记人。也就是说,这个韩宝山有重大做案嫌疑。
警方利用技侦手段,很快抓获了这个韩宝山。据韩宝山交待:那个王希元是他在网上认识的。这个人本想出钱请自己和韩本立去杀一个名叫张本岭的仇人,但是几次谋划都没有成功。王希元对两个姓韩的“杀人技能”产生了怀疑,便对韩宝山说行动取消,14万元的佣金照给,但有个条件:因为韩本立的嘴不紧,韩宝山必须先将韩本立灭口,这样佣金就可以一个人独吞了。
韩宝山本就是个见钱眼开的主,一听可以独吞14万元,于是起了贪念,便买来一把斧子,将韩本立杀死,之后再与王希元一起抛尸井中。在得到14万元后,两人互删了电话号码,从此再无联系。
韩宝山落网后,只要成功抓获王希元,此案便可以结案了。于是警方撒下天罗地网,在全国范围内查找王希元的下落。但几个月过去了,王希元就如人间蒸发了一样,再元半点音讯。
这是不合常理的。王希元再狡猾,在今天的刑侦技术下,他也不可能不留下丝毫的蛛丝马迹。他是个人,总要吃饭,要住宿,要使用电话,要使用银行账号,要与其他人产生联系。但是,警方在这方面的追查却没有一丝进展。难道这个王希元有什么特异功能?
现在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韩宝山撒谎了,是不是他杀了王希元呢?但是警方通过多方查证,发现王希元失踪的那段时间里,韩宝山并没有做案时间。如果王希元已死,那凶手到底是谁?
正在案件陷入僵局之际,王希元的一个叔叔突然找到警察,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原来,就在前两天,这位村民收到一条王希元发来的短信,说自己目前正在山东躲债,要求这位朋友帮着照应一下家里老小,等他回来再报答。
这条短信看上去很正常,但细心的警察发现其中有一个大漏洞:王希元居然在短信中称自己的叔叔为“兄弟”!这只有一个可能,这个发短信的,并不是王希元,而是另有其人。而这个人,并不知道王希元与这位叔叔之间的辈份关系。这是一条欲盖弥彰的短信,这也意味着,王希元很有可能已不在人世。
是谁,到底是谁杀了王希元呢?
警方再次梳理案件,发现当初的排查中,漏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人物。这个人,就是王希元企图雇佣韩宝山去危害的仇人——张本岭。会不会是他先下手为强,把王希元做掉了呢?
其实早在韩宝山落网后,警方传讯过张本岭。张本岭在得知王希元想找人杀自己时,不但惊慌,反而笑了:“王希元想杀我,还花大价钱雇人,真是太笨了。要是我,就直接把他烧了。”
张本岭是何许人也?原来,他是搞殡葬服务的,烧一具尸体对他来说,再方便不过了。只要他能提供一份死亡证明,与他合作的火葬厂就会马上将他带来的尸体火化。
但是,张本岭每次拉着尸体去火化,都向火葬厂提供了正规的死亡证明,每一位都是有名有姓,都符合正常火化的手续。
警方决定扩大调查范围,对张本岭近五年来向火葬厂提供的证明进行一一比对,终于有了重大发现。这些证明中,有一个人出现了两次!
一个人不可能被火化两次,其中的一次,会不会是失踪了的王希元呢?或者说,张本岭有没有杀死王希元的动机呢?
别说,还真有。王希元为何一定要置张本岭于死地呢?经过走访,警方得知王希元与张本岭的妻子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才想除掉张本岭,与张妻长相厮守。张本岭其实早就发现了两人的这种关系,说起来,他也有除掉王希元的动机。
警方马上传讯了张本岭的妻子,据她交待,张本岭曾在2010年3月的某一天,将她新买的沙发垫扔了,她还与张本岭为些发生了争吵。警方随后来到张家,结果在沙发角落发现了几点血迹,经比对正是王希元的。
面对血迹结果和两份相同的火化记录,张本岭承认杀害了王希元。他的杀人动机很简单,王希元出轨自己老婆,还想找人来杀自己,倒不如先下手为强。于是自己将王希元骗到家中杀死后,在空白火化证明上填了一位死去老人的名字,将尸体送到火葬厂烧掉了。
最近,张本岭看到警方仍然在查王希元的下落,于是自作聪明的利用王希元的手机发了一条短信,企图制造出王希元出去躲债的假象,蒙蔽警方。没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反而加速了这起案中案的告破。
其实一开始,张本岭是受害方,如果他在得知王希元雇凶想杀自己时,能向警方报案,王希元必然会得到法律的严惩。特别是王希元还伙同韩宝山杀死了韩本立,死罪难逃。但是他却采取了错误的方式,由受害人变成了一个凶手,将自己送上了不归路。
张本岭得知老婆与王希元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后,也可以与老婆离婚,事情也不至于发展到这种地步。所以说,婚外恋真的是导致家庭毁灭的导火索,张妻虽然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但她在今后的余生中,必然会背着沉重的良心债而生活,这又是何苦呢?
7. 如果依然维护的话是否还值得去?
我就在京都,最近才去过,虽然说外部还在维护,但内部依旧可以参观。况且,清水寺的魅力不仅仅是这一个地方,还有外部建筑都很美,值得去;每次去清水寺,总是那么多人,特别是国内来的游客,穿和服的几乎都是中国人,而且,这个景点是一个去几次都不会厌烦的地方,京都举行,一定要去这里看看。还有二年坂,三年坂,直到八坂神社,花见小路,锦市场,苹果商店等等,都在这附近。这是比较推荐的一条旅游路线,您可以按次游玩。祝您旅途愉快。,##四海为家# ,##我的旅行日记# ,##带你走遍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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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京都商城,1944年北平琉璃厂的旧书铺是怎样做生意?
典型的中国书店——文奎堂(《北支》1939年第11期)
农耕民族的忍耐力、信用力,是农耕文明延续的基石之一——从与北平旧书店的店员交往点滴经验中,日本学者可以提炼出如此宏大的理论,这样的升华,首先取决于异国学者将这些出身低下的“坊友”视为中国的象征,视作有价值的田野研究对象。
民国时期北京旧书业曾经屹立着双雄——来薰阁、文奎堂。琉璃厂的来薰阁主人陈杭(字济川)从1931年起担任北平书业同业公会的会长,与胡适、郑振铎等名人交好,以他为主角的文章,计有黄裳《琉璃厂故事》、吉川幸次郎《来薰阁琴书店》、徐雁《一代坊贾陈济川》等十余篇。相比之下,陈济川拜师的隆福寺老店——文奎堂,不仅从未有一篇文章述其历史,张寿彭、赵殿成这样频繁出现在日本学人笔下的掌柜名字,亦从未见诸中国学者的笔端。
文奎堂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开设,店主王云瑞“当年资本甚微,逾年,即大发迹,今则内外城书肆以文奎为冠矣”(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1930年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游燕所见,来薰阁尚未崛起,文奎堂则地位稳健,“文奎堂在隆福寺路南路北都有铺面,和琉璃厂的文友堂并称北平两大书肆,四部书籍无所不备,尤其是有很多满文、蒙文的书”(《中华民国书林一瞥》)。文奎堂曾经是北平藏书最为丰富的旧书店,大藏书家傅增湘的《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与《藏园群书经眼录》二书所记即有24种古本珍籍,或是“收/得于文奎堂”,或是“文奎堂送阅”“见于文奎堂”。这些中国旧式书目记述所旁及的文奎堂,只具有“版本学意义”,文奎堂始终面目模糊——它的经营者是谁?经营状况如何?坊友与文人学者之间有着怎样的交往?这些历史细节,恰恰只有在日本学人的中国访书记中,才能渐次浮出历史的水面。
店大欺客与宾至如归
民国时期北京旧书业的竞争异常激烈,1928—1932年每年到北京访书的长泽规矩也说,“有些店面一年间的盛衰状况令人惊诧,有些店面一年间就销声匿迹了”(长泽规矩也《收书遍历十一》)。民国时期的隆福寺街上曾经共存30多家书店,只有文奎堂一家,从光绪年间至1958年公私合营一直屹立不倒。文奎堂保持长久竞争力的秘诀之一是牢牢抓住日本买卖。
“北京现在穷极,尝询书店近日买卖如何,据云有些日本买卖可做云云。然则北京书行买卖,现在亦靠几个日本人支持也,可哀已。”(《陈垣来往书信集》)辅仁大学校长陈垣1926年11月8日写给胡适的信函如此总结当时的北京书市。相对于中国客人的赊账习惯,日本顾客在旧书买卖时不太拖欠付款,可能是导致书店“靠几个日本人支持”的首要原因。民国旧书业习惯是五月五日、八月十五日和年终的“三节”结算,平时允许客人长期赊账,这种经营模式带来的后果就是,旧账多,回本慢,资金周转不畅,导致死账越来越多,直至压垮书店的生意。但是日本学人到书店购书都是现金结账,长泽规矩也认为,“经营者重视外国顾客,大概是看重外国客人确定无疑的支付能力这一点”(《中华民国书林一瞥》)。
1930年代文奎堂寄给东京文理科大学汉文研究室的信封
张中行1930年代在北京大学上学,常到隆福寺一带溜达,“印象深的只有三家,两家大,一是路北的文奎堂,一是路南的修绠堂,书多,气派大,也许由于店大欺客吧,连是否从那里买过书也不记得了”(《负暄续话·隆福寺》)。这正如当代那些国际奢侈品名店在买不起他家牌子的顾客眼里可能是“店大欺客”,而对于目标顾客群来说,这些大店给主顾带来的可是“宾至如归”的贵客享受。1920—1940年代到北京游历的日本客人往往出手大方,文奎堂自然对他们更加地躬出揖入,一味周旋。于是在日本学人的燕京访书记中,频繁地看到文奎堂店员殷勤迎送的身影。
1919年留学北京的那波利贞,“进到最可体味隆福寺书肆空气的文奎堂之内,在微暗的书室里,啜饮一碗香茗,听伙计说,常常有日本学者来访”(《燕吴载笔》,京都同文馆1925年版)。仓石武四郎在1928—1930年留学北平,在《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中,来薰阁出现28次,文奎堂则有24次。当时受京都大学和东方文化学院的委托,仓石在文奎堂购买了大量书籍,今天这两个机构还藏有文奎堂开出的收据。作为仓石个人收藏史的得意藏品——《红楼梦》程乙本(现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特别贵重书),便是从文奎堂购入的。1930年6月6日,文奎堂为即将归国的仓石饯行,设宴民国八大楼之首的东兴楼饭庄。仓石日记中,在京城最豪华的东兴楼吃饭只有这一次。6月14日,仓石离燕时,前来送行的朋友,除了熟识的学者,“并陈(济川)、赵(殿成)、刘三书友也”。这里提到的赵殿成,就是吉川幸次郎《琉璃厂后记》里那位“年轻文雅的掌柜赵君”。
战后担任庆应大学教授的奧野信太郎,1936—1938年在北平留学之时,受到文奎堂热情接待:“文奎堂其中的一位掌柜名叫张寿彭,河北交河人,是北平书店里最能够抓住日本人的商贾。张掌柜就像拿着善本好书来钓鱼的渔夫,能够时不时拿出一些客人最希望得到的书籍,这样不知不觉就和你结成了长久的关系。我喜欢到文奎堂去坐一坐,就算不买书,只是看到这里那里散落的善本,就已经知足了。”(《北京襍记》,二见书房,1944年)
由日本学人的访燕记录之中可见,1937年北平沦陷之后,文奎堂的生意似未受到大影响。薄井恭一在1941年春天抵平,见到文奎堂和来薰阁的店面各有十几间房子,藏书之多,可称为北京的双雄。他惊叹道,全东京的汉籍书店全部藏书加起来,都不如双雄中的一家多。“文奎堂老板王氏的儿子王文华还很年轻,好几次骑单车到5分钟车程的住所给我送书。经理赵君,为人开朗。”(《访燕襍记》,《中国文学月报》第75号)
1939年华北交通公司拍摄的文奎堂照片
发给日本学者的催债信
早在光绪末年,文奎堂与日本书店就有了生意来往,1905年之后频繁到北京搜求善本珍籍的东京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其与书肆交易最密者,琉璃厂文友堂、隆福寺文奎堂”(孙殿起《琉璃厂小志》)。琉璃厂的文友堂到处搜求《永乐大典》,以每册现金一百银元的价格卖给田中庆太郎,因而激起了文化界的公愤。文奎堂与文求堂在中国的生意往来,几无文献可稽,相对文友堂来说,文奎堂的日本生意往来较为低调。作为交换,文求堂帮助文奎堂在日本寻找古书买家、通过邮购的方式向文奎堂购书,这方面的记载仍存有不少。田中庆太郎的女婿、金泽大学教授增井经夫,专门写有一篇《文奎堂的来信》(收入《線香の火》,研文社1987年版)记录两家书店的业务往来。1954年3月,文求堂歇业之前的专场拍卖会上,就出现多封来自文奎堂的信件。“在红框的长方形账本之上,列着数十个日本学者的名字,旁边仔细地标注他们所买的书名和价格。”
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古城 贞 吉(1866—1949),常 年 通过东京文求堂向文奎堂邮购书籍。在1986年东方学会组织的座谈会上,其后人出示了不少文奎堂、来薰阁的售书来信,其中有一封是文奎堂寄给古城贞吉的邮购书籍收据,共193.3日元。这在1930年代是相当大额的古书订单了。
文奎堂得以开拓跨国邮购业务,得益于1923年1月1日起实施的 《中日互换邮件协定》。按照协定,中日两国互寄邮件彼此都按国内资例收费。1936年发行的《来薰阁书目》详载:“国内及日本寄书邮费,册数约在十册以下者,二角三分,多还少补,款项可由邮局或银行汇下。”中国的邮费本来就较日本低廉,按照中国邮费标准来收取寄日本邮费,十分有利于来薰阁、文奎堂这类常年拥有大宗日本邮购业务的书店。
跨国的书籍邮购交易,存在着买方不能及时还款的大风险。增井经夫回忆:“有一年,我到文求堂去,文求堂主人说,‘北京的文奎堂来信了呢,说日本的学者老师们长年以来光临北京的鄙店,积压了相当多的赊账,现特来信催促。如能成功催款,我们将向贵店奉上一半的款项作为回报。信上附了不少人的名字呢,不过上面没有你的名字,安心吧!’”
借助文求堂主人的威望在日本催款,这一建议出于中日两家书店之间长期以来建立的良好关系。不过,对此提议,文求堂主人并未配合,文奎堂只好逐一给日本学者写信催促。增井评论道:“信里提到那些日本的先生们,一边厌烦着文奎堂强行推销的经商方式,回过头来又赖人家的账,不难想象这其中的滑稽吧。”(《文奎堂的来信》)
《文奎堂书庄目录》,由东京的文会堂书房代售
跨国运书的大能量
跨国邮购业务蓬勃开展的前提是拥有相应的跨国书籍运输能力。仓石武四郎在1930年4月至6月之间,将留学两年之内所购书籍分为9批邮寄回日本,每一批均是文奎堂掌柜赵殿成带着伙计到仓石的宿舍打包、拉书,每批寄书包数均为三位数。6月13日,“文奎堂来取书,九次而成。赵君之功,可铭录也”(《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次年4月,吉川幸次郎回国,也是赵殿成帮他把所有书籍打包成300多个邮政包裹邮寄到日本。
在中日书籍运输史上,有一桩文奎堂充当主角的往事值得特别一提,那就是现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人文研”)的“中江文库”藏书从北平运到日本的曲折过程。日本著名哲学家中江兆民先生的儿子、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江丑吉,旅居北京30年,1942年8月去世。遵照中江氏的遗嘱,其北京寓所的6000多册汉籍、800册洋书,捐给京都大学人文研。时任华北农村惯行调查员的内田智雄,被师友推举负责此事。
1944年初,日军为了军事调配,严格限制民间的大批货物输送,京都大学通过日本大使馆联系日伪政府开办的华北交通公司,被严辞拒绝,称无法从北平运出大批书籍。在官方、军方那里碰壁之后,通盘考虑经济性、快捷性、安全性,内田智雄最后只能动用和文奎堂掌柜张寿彭的私人关系,全部由文奎堂负责。
从日军严控下的北平抢运出总重量3520斤、近7000册书籍,平安抵达京都,这在1944年的中国,得是多么大的能量。内田智雄在1965年专门撰文《关于中江文库搬入一事》(《同志社法学》16卷第6号),详述此番惊险。由于中日两国尚未恢复邦交,出于保护对方的考虑,内田把张寿彭的名字全部写为“张寿凤”(注:日语“彭”“凤”同音),他说,“尤其应该特笔的是文奎堂的张寿风,希望将此文遥送给张氏以表谢意”。
邮寄小包需要把书包装在函套里,外面再层层捆扎。内田寻遍北平的所有日本商店,一时间找不齐这么多的纸箱、绳子,好在张寿彭拍板,启用文奎堂所有的库存,又在3个月之内赶制340个纸箱(按一个14元收费)。京都大学坚持全部收到书籍之后再统一结账,而且3月中旬当这批书已经邮寄到一半的时候,内田智雄给京都打电话,得到的回复是,大藏省尚未批准中江藏书的输送费,批准时间未定。1944年春天,北平物价上涨速度惊人,几乎是一天一个价,两个半月的运输期间,纸箱、人工费已经上涨了近一倍,而京都方面打的一万元预算却还是按照1944年1月的物价基数。
天天坐立不安的内田智雄向张寿彭诉说此中难处,张氏安慰他:“文奎堂的存货是以前价格还比较便宜的时候存下来的,你就按原价付款行了。”内田1940年6月才来华工作,两人认识不到4年时间,而且张只是文奎堂的掌柜之一,还不是店主,却如此大方快诺。1965年内田智雄写道:“当时听到这句承诺时的感动与感激,就算过了二十一年,现在仍然无法忘却。由此不仅看到张寿凤安抚我的苦衷与体贴,更显现了中国人重然诺、守信义的普遍心性。”
截至1944年4月底,3个月之间,文奎堂共向京都挂号邮寄了1700个小包,每个含邮费共3.4元,共花去5780元,再加上纸箱等原料及包装费,京都大学最后向文奎堂支付10540元。木村英一《关于中江文库的报告》提到文奎堂的“义侠之举”,“输送的状态虽然受到很多限制,经文奎堂之手,一册书未损,安全到达京都”(《中江丑吉という人:その生活と思想と学問》,大和书房,1979年版)。
在文奎堂读懂中国
内田智雄自1944年之后未再踏足中国,1956年他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遇到同在北京留学的福井康顺(早稻田大学教授)、江上波夫(东京大学教授),二人皆受过张寿彭恩惠。说起当年张掌柜的种种义行,三人约定,在日本的报纸杂志上撰文称扬张氏。江上波夫直至1985年出版《江上波夫著作集》,才在第七卷的自序《农耕民族不死论》一文中兑现这次约定。以提出“骑马民族征服说”而闻名的江上波夫自称,他之所以执着于比较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强调“农耕民族不死论”,直接来自他的留学经历。
1930年整一年,厂寺各大旧书肆的伙计每天用包袱布裹着各种古书,络绎不绝地送到江上波夫的宿舍供其选购,从不催促付款。其中有个掌柜说了一句“奇妙的话”:“像您这样还很年轻的人就这么读中国古书做研究,将来一定有大出息。所以付书款的话,十年、二十年之后也可以。”江上初以为对方说的是恭维话,没有放在心上,偶尔跟北京大学的钱稻孙说起,钱氏说,有的人前不久才将祖父在古书铺欠下的书款还清了,所以掌柜说那样的话,也不出奇。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汇率急变,日元暴落,江上的留学补助也到期了,必须回日本。这时他宿舍那些尚未结算的书籍堆积如山,手头的日元换算成中国元,已经完全无法支付书款。他和最常打交道的文奎堂“大人物”张寿彭商量,对方如此回答:“鄙店介绍的小书铺的书,建议您先结算和提货。只是鄙店的话,等汇率对您来说好转的时候再付款也可以。我们之间不存在十年、二十年的付款期限。”最后不仅小的店允许优惠结算,两家大店的书也全部包装好,邮寄到江上的日本家中。
有了以上经历,江上波夫认识到,中国人对于“民族不死/永生”的观念是生而有之的,不会因为国家的暂时灭亡而被扑灭。农耕民族的忍耐力、信用力,是农耕文明对抗野蛮暴力侵扰的基石之一。
从与旧书店的店员交往点滴经验中,日本学者可以提炼出如此宏大的理论,这样的升华,首先取决于异国学者将这些出身低下的“坊友”视为中国的象征,视作有价值的田野研究对象。
文奎堂的老店主王云瑞是河北束鹿人,他的十八弟子多数来自河北南宫、束鹿、冀县等地的穷苦人家。这是民国北京旧书业的一大特色,从业者大都是来自河北乡下的农民子弟,被称为“河北帮”。1940年到1943年,内田智雄在河北栾城县、昌黎县以及京津沿线铁路做“惯行调查”,他关注农村的“冥婚风俗”,于是带着问卷,问遍了北平旧书店的河北人,得到不少鲜活资料,尤其是“文奎堂的张寿彭氏跟我透露一些他的家乡交河县的冥婚风俗”(内田智雄《冥婚考》,《支那学》第11卷第3号)。
另外还有一个从未被中国学界提到的例子:吉川幸次郎留学北京住的宿舍是一个姓唐的官员家宅的一部分。唐先生虽然只是中等官员,豪宅的阔绰以及日常生活的奢侈,让吉川怀疑这只是表象的中国。文奎堂掌柜赵殿成向吉川详细讲述家乡河北南宫县、冀县农村闹灾荒的情景,那时候只能吃柳树叶做的团子,要是叶子都吃完,只好吃土。吉川被赵殿成讲述的中国农民现状所震撼,改变了之前只是从古书中、从文人交往中所了解的中国印象。1949年8月,吉川在著名知识分子杂志《世界》发表《两个中国——中国的都市与农村》。此文是岩波书店主办的 “如何看待中国的现状”笔谈系列,代表着战后的中国研究者对中国的重新审视。吉川幸次郎说,如果没有文奎堂的赵殿成等等来自中国农村的底层人,他永远无法接触另一个中国。
追求利润是私营旧书业开展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在民国旧书业的激烈竞争之中,文奎堂的日本生意并非独门生意,然而却在日本文献中留下了比其他几家旧书肆更为深刻的足迹。王钟翰《北京书肆记》概括民国旧书业的风气,“重行规、尚义气,目能鉴别,心有轻重”。文奎堂的第一代主人王云瑞“以信义为人重”,颇被士林嘉许,他之后的文奎堂各大掌柜及店伙,在日本学人的记叙中亦多有“信义”之举。然而这种对于敌国的“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意味着对本国的“不义”。1936年在琉璃厂通学斋当学徒的雷梦水,后来曾有一句评价:“旧社会书商重利不重义,专门为外国服务的书商更可耻。”(《书林琐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2. 你有没有在街上被小偷光顾的经历?
有过呀,多年前的事情了。大约是5年前的夏天,我上街买餐具,在商店,我相中了几个异型盘子。当我捧着宝贝去收银台付款时,一摸口袋,钱包不见了。
我努力回忆,想起自己在挑选餐具时,有一个年轻人走过来,挨着我身边拿架子上的大碗,当时我没感觉到不正常呀。
我马上报警,警察叔叔很快赶来了,马上调监控观看,很快,这个年轻人映入我的眼里。“就是他,就是这个人!”我对警察说。
继续回放,本来就是站在远处,装模作样挑选东西的年轻人,看到我在专心挑选盘子时,慢慢走过来,还左右前后张望。
他来到我身边,从裤腰处掏出一把长长的镊子,左手伸上货架,装作取大碗,右手拿镊子夹出我的钱包。动作之轻柔熟练,我竟然不知道,完全没感觉。
警察叔叔把这段证据拷贝保存,和我做了笔录,表示会尽快破案。你还别说,他们的办案效率就是高,经过蹲守,几天后将年轻人抓住了。
我作为证人,跟着警察叔叔,押着年轻人指认案发现场。望着这张年轻的脸,我心里无限感慨,后生人干啥不好,偏偏要做小偷,行正道自食其力很难吗?
近两年,天网工程全部完成,加上手机支付盛行,小偷不见了,抢包者更加是消失无踪。这得益于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搞好社会治安。现在就算是凌晨两点,单身美女也敢走偏僻的小巷子,从来没有发生过偷抢案件。
去年夏天,我去医院打第三针疫苗,由于人多,大家排着长队。在维持秩序的志愿者当中,我发现了一张似曾相识的脸。
他见我一直盯着他,主动走近,不好意思地说:我就是当年的“三只手”,在警察叔叔的帮扶下,我在社区当了网格员,有了稳定的收入,已经改邪归正。这不,现在抽调到医院帮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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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本有可以拍和服的店铺吗?
来京都,
很多人都喜欢穿上和服,
走在古色古香的街道上。
穿越时空,
感受独特的古韵京都!
京都有多间和服租赁店,
较知名的就属冈本、染匠、梦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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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きもの宮川徳三郎商店
遵照和屋传统礼数,脱鞋入门,玄关的手织拼接毯将店家的温柔由脚底传达到心。初入和服店的惴惴不安随之消散,以亲切微笑迎接的店员们专业素养极高。四五千日元(约合人民币300元)起就可以购买完整一套的感人定价,使和服不再遥不可及。虽是古着,但毫无损伤,每一件都饱含着曾经的珍惜之情。
京都きもの宮川徳三郎商店
地址:西京区桂野里町32-4
营业时间:10:00~18:00(每周三休息)
交通:乘JR京都线至“向日町站”后,换乘阪急京都本线至“桂站”下车
やゝ(YAYA)
如果刚好来到八坂神社,万万别错过就在附近的やゝ(YAYA)——连外观都很传统町家的古董和服屋。衣服状态都相当良好,看得出是精挑细选与妥善保养的结果。丰富种类、印花绚丽,罗列着大大小小的振袖,不逊于高级和服店的优美,却自在亲切不少。1000多日元(约合人民币60元)就可以买到半襟,性价比极高。也有很多利用旧的和服布做的包,创意动人。
やゝ(YAYA)
地址:京都市东山区古门前石桥町306号
营业时间:11:00~18:00(年末、年初、盂兰盆定休)
交通:乘JR东海道线至“山科站”后,换乘东西线至“东山站”后下车
ichi·man·ben
“现在”与“过往”并行的交错感,让ichi·man·ben别具一格。所卖的古着和服都是从明治到昭和时期饱含年岁沉淀的精品,古风馥郁。亦不乏名设计师设计的和服配饰小物,明亮现代。如何搭,怎么配,就是考验品味与巧思的时候了。
ichi·man·ben
地址:中京区三条通柳马场北西角日本生命京都三条大厦1F
营业时间:11:00~20:00
交通:乘乌丸线至“乌丸御池站”下车
朱雀
上品的朱雀,可不是一般随意逛逛,随便买买的古着和服小铺了。眼中只容得下精品中的精品之苛求与长久的累积,店内的每一件皆堪盛名,甚至有品相完美的大正时期的古和服在列。朱雀也提供租赁服务,租上质感高级和装漫步京都小路,留下美照也能保住荷包。
朱雀
地址:京都市中京区壬生朱雀町1-13
营业时间:11:00~19:00
交通:乘山阴本线至“二条站"下车
CHICAGO京都店
日本众多古着连锁之一,从来都是美国风的古着店,独数京都店最特别。Chicago坚持不采用和式的披挂展示与折叠陈列,而使用了洋装的布阵,全部悬挂,想翻看试穿都一目了然。款式也是多样无拘束,完全的轻松活泼氛围。
CHICAGO京都店
地址:京都府京都市中京区寺町通六角下る式部町258号
营业时间:11:00~20:00(元旦节休息)
交通:乘市营巴士104至“河原町三条站”下车
看了这么多精致的和服,
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呢?
别犹豫啦!
赶紧带着这份最强和服租赁攻略,
和小伙伴们一起
去京都变身街头最美的和服少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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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本东京大阪京都的百货超市哪个最便宜?
你好!日本是我们国家的游客最常去旅游的一个国家,其国内不仅旅游资源很丰富,而且商品质量还很好,有些品牌甚至在世界上都是绰绰有名的,因此去日本的游客不仅是去旅游的,更是去购物的,很多人去日本都会被周边的朋友或亲戚拜托代购一些东西。所以很多游客去日本旅行,不仅要做去哪里旅游的攻略,还要了解去日本哪里购物种类比较全、或者比较便宜。而东京、京都和大阪都是游客最常去的三个城市,因此这些地方的百货也是最多的。那么这三个地方百货哪个最便宜呢?下面我来分析一下:1.整体上来看日本的京都历史比较悠久,所以很多东西价格往往被炒的很高。东京是亚洲的第一城市,也是世界排名前列的城市,因而物价肯定不会低的。而最好的选择就是大阪了,条件很好,物价整体来说比较便宜,因此可以去大阪看看喔。2.专柜来看大家也都知道,日本有很多的大牌专柜,很多人去日本也绝对不会放过这里,因此我们来对比下哪个地方的专柜比较便宜吧。询问很多去过日本的人,会觉得还是大阪比较便宜,但是专柜的话,其实三个地方的价格还是一样的。3. 药妆店日本也有很多平价品牌护肤品,一般在药妆店能买到,也是游客买得最多的东西。大阪的药妆店会稍微便宜一点,但是你是去像心斋桥这样的地方的话,价格和东京也差不多了,而东京药妆店的种类更丰富些。以上就是我的回答,希望有帮到你。祝你买到最合适的产品喔!关注头条号【爱飞乐游】,获取海量旅游干货,我们会为你推荐更多关于日本购物的攻略喔!
5. 手机上超级有意思的app有哪些?
有意思的app有很多的哦,下面我收集了我日常生活中比较喜欢的app吧
Photomath说起这款软件,真是懒人的福音,这款软件的功能强大到可以运算一元一次方程、二元一次方程、函数、不等式、化简、因式分解等等,我上初中的时候,老师布置的方程题我都可以最快做完。
举个例子:先计算一个简单的方程吧,x²+5x=10 我只需要将方程直接输入,即可得到答案
不仅如此,点进去还将可以看到解方程的步骤
除此之外,每一步你都能展开来(同理,像化简、因式分解的步骤,也可以看到哦),看到更为详细的步骤,对于二元一次方程,他还可以帮你寻找最方便的解法,例如公式法、十字相乘法、直接开方法等等....
他还可以绘制这个方程的函数图像,真是无所不能。
哦对了,你甚至可以拍照输入,还有很多功能,等着你去发现哦。
CS全能扫描王在工作中,可能有很多纸质文件需要输入到电脑,如果没有扫描仪的你可能会觉得非常麻烦,不用担心,app在此,在一定程度上秒杀扫描仪。
活不多说,先看图
扫描前
扫描后
是不是感觉高大上呢?如果你交了钱,买了付费版,你甚至可以享受到可以自动把图中文字提取出来的功能,这样,你只需要复制黏贴就可以免去打字之痛了~
以后朋友叫你发资料给他,用这个软件可以让TA大吃一惊哦!
Sensor Sense哇,这款软件简直了
光照传感器、电池传感器、卫星定位传感器、移动网络、WiFi、重力加速度、磁场、重力、计步器、陀螺仪、旋转力量、距离仪、声音音量传感器 。只要你手机有点传感器,都能显示出来。
牛逼不?试试看吧
智能工具箱如果你就此满足于上一个软件了,我很开心,因为我不用把这个软件所有功能列出来,否则,我打字又得打到通宵(心疼自己一把)
你看看,你看看
粗略数了一下,一共就42功能(捂脸)
这时,我发现手机无所不能,无所不有
拿着手机仿佛拥有了全世界。我已经没有更好的词语去形容这个软件了,大家自己去探索探索吧。
有趣的app我还有非常多,全部罗列出来可能几天都不够,就先推荐到这里了,谢谢收看!
6. 你见过哪些比较离奇复杂的真实案例?
《今日说法》是中国一档家喻户晓的法制节目。播出二十年来,在为我们传输无数法律知识的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无数令人匪夷所思的离奇案件。
下面要说的这个案子,案情曲折程度绝对超过大多数人的想象。办案警察甚至向记者表示:自己做了一辈子刑警,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会碰上一起这么复杂的案件。
2010年7月13日,山东省商河县孙集乡的一口枯井中发现了一具高度腐烂的全裸男尸。死者年龄介于30-40岁之间,身高183cm,体重90kg,死亡时间在3个月以上,一年以内,也就是2009年12月底到2010年1月28日这段时间。死者是由于头部遭到钝器重击而死,警方推测凶器是钝器一类,这里也不是第一现场,而是凶手杀死死者后,将其衣物脱光后,抛尸废井之中的。
现在是一块废弃农田,平时很少有人涉足,更不存在什么目击者。现场除了发现了凶手遗留人的一把斧子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线索。
狡猾的凶手虽然在现场遗留了一把斧子,但上面既没有血迹,更没有指纹。但是,细心的警察还是通过这把斧子,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并为凶手初步画了像。
警方认为,凶手是一位身强力壮的30-40岁壮年男性,熟悉周边情况,极有可能是本地人,或者至少曾在本地长往过。作案用的这把斧子,是本地人常用的式样,但这把斧子在手把与斧头的连接处,凶手为了加固,加装了两块金属片。
警方通过细致的走访,终于找到了这把斧子的来源。这种斧子在当地总共只卖出13把,而且都是操本地口音的人买的。虽然无法确定这13人到底是谁,但说明警方之前的判断是正确的:凶手极有可能是本地人,且做案时间就集中在2009年12月底到2010年1月28日这段时间。
调查尸源的工作也遇到了困难。警方对近期当地的失踪人口进行了梳理,并进行了DNA比对,但这些人都不是死者。警方扩大调查范围,在全国失踪人口数据库中进行比对,也没有任何发现。
东方不亮西方亮,警方得到一条重要的线索,有个名叫王希元的村民,前段时间把刚买回来不到半年的汽车全部重新喷漆,而交警那边确并没有王希元出交通事故的纪录。细心的警方注意到了这一反常的行为,于是秘密的对王希元的这辆红色桑塔纳汽车进行了检查,结果在车的后备箱发现了微量的血渍。警方将这血渍提取后进行比对,发现正是那位被害者的。
王希元有重大作案嫌疑!案件似乎看到了曙光。但是,这时的王希元却突然失踪了。莫非他察觉到了什么?
警方立即调取了王希元的通话记录,发现在做案时间段内,有两个天津电话的电话号码与王希元通信相当频繁。但1月24号之后,这两个号码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警方通过电话号码,很快查到其中的一名机主名叫韩本立,与家人已失联半年多,现在不知道在哪里。警方提取韩本立家人的DNA与死者比对,终于确定了死者就是韩本立。
据韩本立的家人反映,韩本立并不是一个人外出打工的,与他一起出去的,还有一个叫韩宝山的人。而这个韩宝山,正是另一个神秘电话号码的登记人。也就是说,这个韩宝山有重大做案嫌疑。
警方利用技侦手段,很快抓获了这个韩宝山。据韩宝山交待:那个王希元是他在网上认识的。这个人本想出钱请自己和韩本立去杀一个名叫张本岭的仇人,但是几次谋划都没有成功。王希元对两个姓韩的“杀人技能”产生了怀疑,便对韩宝山说行动取消,14万元的佣金照给,但有个条件:因为韩本立的嘴不紧,韩宝山必须先将韩本立灭口,这样佣金就可以一个人独吞了。
韩宝山本就是个见钱眼开的主,一听可以独吞14万元,于是起了贪念,便买来一把斧子,将韩本立杀死,之后再与王希元一起抛尸井中。在得到14万元后,两人互删了电话号码,从此再无联系。
韩宝山落网后,只要成功抓获王希元,此案便可以结案了。于是警方撒下天罗地网,在全国范围内查找王希元的下落。但几个月过去了,王希元就如人间蒸发了一样,再元半点音讯。
这是不合常理的。王希元再狡猾,在今天的刑侦技术下,他也不可能不留下丝毫的蛛丝马迹。他是个人,总要吃饭,要住宿,要使用电话,要使用银行账号,要与其他人产生联系。但是,警方在这方面的追查却没有一丝进展。难道这个王希元有什么特异功能?
现在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韩宝山撒谎了,是不是他杀了王希元呢?但是警方通过多方查证,发现王希元失踪的那段时间里,韩宝山并没有做案时间。如果王希元已死,那凶手到底是谁?
正在案件陷入僵局之际,王希元的一个叔叔突然找到警察,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原来,就在前两天,这位村民收到一条王希元发来的短信,说自己目前正在山东躲债,要求这位朋友帮着照应一下家里老小,等他回来再报答。
这条短信看上去很正常,但细心的警察发现其中有一个大漏洞:王希元居然在短信中称自己的叔叔为“兄弟”!这只有一个可能,这个发短信的,并不是王希元,而是另有其人。而这个人,并不知道王希元与这位叔叔之间的辈份关系。这是一条欲盖弥彰的短信,这也意味着,王希元很有可能已不在人世。
是谁,到底是谁杀了王希元呢?
警方再次梳理案件,发现当初的排查中,漏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人物。这个人,就是王希元企图雇佣韩宝山去危害的仇人——张本岭。会不会是他先下手为强,把王希元做掉了呢?
其实早在韩宝山落网后,警方传讯过张本岭。张本岭在得知王希元想找人杀自己时,不但惊慌,反而笑了:“王希元想杀我,还花大价钱雇人,真是太笨了。要是我,就直接把他烧了。”
张本岭是何许人也?原来,他是搞殡葬服务的,烧一具尸体对他来说,再方便不过了。只要他能提供一份死亡证明,与他合作的火葬厂就会马上将他带来的尸体火化。
但是,张本岭每次拉着尸体去火化,都向火葬厂提供了正规的死亡证明,每一位都是有名有姓,都符合正常火化的手续。
警方决定扩大调查范围,对张本岭近五年来向火葬厂提供的证明进行一一比对,终于有了重大发现。这些证明中,有一个人出现了两次!
一个人不可能被火化两次,其中的一次,会不会是失踪了的王希元呢?或者说,张本岭有没有杀死王希元的动机呢?
别说,还真有。王希元为何一定要置张本岭于死地呢?经过走访,警方得知王希元与张本岭的妻子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才想除掉张本岭,与张妻长相厮守。张本岭其实早就发现了两人的这种关系,说起来,他也有除掉王希元的动机。
警方马上传讯了张本岭的妻子,据她交待,张本岭曾在2010年3月的某一天,将她新买的沙发垫扔了,她还与张本岭为些发生了争吵。警方随后来到张家,结果在沙发角落发现了几点血迹,经比对正是王希元的。
面对血迹结果和两份相同的火化记录,张本岭承认杀害了王希元。他的杀人动机很简单,王希元出轨自己老婆,还想找人来杀自己,倒不如先下手为强。于是自己将王希元骗到家中杀死后,在空白火化证明上填了一位死去老人的名字,将尸体送到火葬厂烧掉了。
最近,张本岭看到警方仍然在查王希元的下落,于是自作聪明的利用王希元的手机发了一条短信,企图制造出王希元出去躲债的假象,蒙蔽警方。没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反而加速了这起案中案的告破。
其实一开始,张本岭是受害方,如果他在得知王希元雇凶想杀自己时,能向警方报案,王希元必然会得到法律的严惩。特别是王希元还伙同韩宝山杀死了韩本立,死罪难逃。但是他却采取了错误的方式,由受害人变成了一个凶手,将自己送上了不归路。
张本岭得知老婆与王希元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后,也可以与老婆离婚,事情也不至于发展到这种地步。所以说,婚外恋真的是导致家庭毁灭的导火索,张妻虽然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但她在今后的余生中,必然会背着沉重的良心债而生活,这又是何苦呢?
7. 如果依然维护的话是否还值得去?
我就在京都,最近才去过,虽然说外部还在维护,但内部依旧可以参观。况且,清水寺的魅力不仅仅是这一个地方,还有外部建筑都很美,值得去;每次去清水寺,总是那么多人,特别是国内来的游客,穿和服的几乎都是中国人,而且,这个景点是一个去几次都不会厌烦的地方,京都举行,一定要去这里看看。还有二年坂,三年坂,直到八坂神社,花见小路,锦市场,苹果商店等等,都在这附近。这是比较推荐的一条旅游路线,您可以按次游玩。祝您旅途愉快。,##四海为家# ,##我的旅行日记# ,##带你走遍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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